我的论文考察1895 至1930年间，书面用语(在传统上被归结为文言文系统)和以口头语或者白话文为基础的书面语之间的关系和互动。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中国，白话文的使用，并且只有白话文，被作为是不可避免的和语言学上必然的结果而普遍接受。这种共识甚至是通过一系列使白话成为教育的主要语言的措施嵌入到早些年教育部的决定之中的。[1]达成这种新的共识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两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1)在一些对简便的交流方式有需求的受教育的人中间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如果说有更简单的方法教很多人的话，那一个一致的共识就是白话文是最好的工具，这是一个会证明我考察的目标为真实的设想。2)在技术和科学的主题上更清楚地表达和对一般的新思想的表达的需求，也伴随着对新的词汇的需求。又，有一种共识认为，白话是这两个目的的最好的载体。不过，这一点是有很大争议的，把白话转变为唯一的使用工具说成是"现代性"的一般要求可能是安全的，"现代性"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规定为是指向处理西方的能力的术语，一种无法避免的东西。我这篇论文的重点并不是要批评这种转变，而是试图关注一些可能会带来的代价，如此就需要讨论一个由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而发展出来的建设性的关于写作和文本理论的问题。

　　为了重新思考现代中国的写作情态，我要首先指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在批评理论界好像有一种对写作和文本问题的密切关注的退避。在1970年代的开始，随着罗兰·巴特的关于细读的非常有名的著作《S/Z》的问世，他提出的写作中的"可读性"(writerly)和"可写性"(readerly)模式的预想，并且也通过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同时期给美国学术界带来风暴的关于写作的沉思录，从文学部门中出现了大量的围绕写作问题的著作：声音的不确定性，作者的死亡，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延异(différance)和类似(the like)。然而，在1990年左右，学术界的关注点好像改变了，突然的回顾朝向了文化研究，其中最有力的表现大概就是后殖民研究。一般来说，文化研究是一个关注于更广范围议题的领域，而不是只关注在写作本身。然而，有一些分析写作的方法论被引进了这个领域，必须指出，不管怎样，以对文本的密切关注为特征的批评理论的奠基时代失去了它的优势地位。

　　在写作问题占据批评话语舞台的时期，从中出现的一些主题一定程度上渗入了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余宝琳(Pauline Yu)的《中国诗学传统中的意象解读》[2]。在中国或者完全不、或者只是最低限度地受西方影响的时期，像由此产生的这种研究几乎只关注写作本身，然而，情况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19世纪已然成为过去，西方开始越来越多地冲击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1990年代以后可以看到大量的对晚清和民国早期的文学和文学问题的关注，但是，所产生的这些研究已经成为压倒性的主题，非常恰当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宏伟的思想运动：对现代性的竞相界定，妇女话语和其身份的改变，文化改革问题，怎样容纳"新学"，处理西方的挑战之类的等等。

　　在这个时期对转向中文写作的唯一的持续性的研究应该是耿德华(Edward M. Gunn)的《重写中文》和刘禾(Lydia Liu)的《跨语际实践》。[3]然而，前者关注的大部分是一种在英语的有力影响下的一种现代语言的语法和句法方面的改变，而不是关于写作自身的理论问题;后者侧重于特定关键词的可译性和非可译性的问题和含意。就其本身而言，中国学界，在最近这二十年里打破了早期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的禁闭，也趋向于看重一些主要的专题性的问题，甚至比西方更可理解，因为有一个一般的感觉，那就是在转折时期所做的选择甚至在今天也继续对中国产生意味深长的影响。写作(écriture)的全部问题，尤其是当它与1985年之后在中国建立的新的知识体制联系在一起时，通常就被忽视了。在最近的美国学界，虽然有大量的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的智慧的修正性研究，然而这也没有真正的延伸到对语言改革的含意的考察。在中国，虽然有大量的对用于20世纪小说中的语言的研究，但是看起来最近的中国学术研究中，对语言的整个地位和语言改革方面的更广泛的问题的相关调查也很少。

　　巴特《S/Z》中对两种写作形式的区分，在1990年代以前的西方学界是开创新的阅读实践的主要动力之一。他对"可读性"和"可写性"的定义，即使有点过分雕琢的话，也确实是对文本性的本质和怎样进入一个文本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主题：

　　为什么可读性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呢?因为文学工作的目标(以文学为业)是使读者成为文本的生产者，而不再是消费者。我们的文学以文本的生产者和使用者，拥有者和顾客，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无情的剥离的文学体制为特征的。读者因而陷入一种赋闲的境地--简而言之，他很严肃(serious)，而不是发挥自身的功能，获取进入"能指"的神奇和写作的快感，他只有进入或拒绝文本的可怜的自由罢了：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referendum)。和可写性的文本相反是他的反价值(coutervalue)，它的消极的，有回应的价值：可以被阅读的东西，而不是可写的：可读性。我们称一切可读性的文本是经典文本。[4](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对巴特来说，"可写性"的精髓在于读者的主动性的能力，就是一种来自于一种开放性的写作的东西，它能激发读者的创造性并形成他或她自己的理解。另一方面，可读性的文本，是那些拒绝进一步的解释，并且只能被消极的消费的东西;巴特给它们的僵化加上"经典"的标签(有些讽刺的)。《S/Z》的关注点几乎只是阅读的实践，理论被延伸到考察作者在作品中采取的不同的方法，我在这里要说的是，特别是从晚清和民国早期以来的作者和批评家的关注来看，大都放在写作的不同形式怎样催生了不同的阅读形式。

　　巴特继续解释到："要解释一个文本不是给它一个意义(或多或少有根据的的，也或多或少是随意的)，相反是去理解有什么复数的(plural)东西包含在里面。让我们假设有这种成功复数的形象，那也没有被任何再现(模拟的)的约束而贫瘠。(p.5)换句话说，用这种方式看待文本不是去给它确定意义，而是对去创造文本的最大的多样性的资源的认同。当然，这里有一个激进的，乌托邦的无政府状态在起作用，它可以使它到达极致，或许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对话的无尽的循环。就像巴特的中文译者屠友祥所说的，巴特的书是用"一种难以融入知识话语的形式"[5]写成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用巴特的理论作为入手点，同时也是个冒险的学术观点变得完全杂乱无章了。然而，在最后的分析里，巴特的表述方式的重大价值在于积极的读者参与和文本中的复数性的可能性的观点，这似乎超出了沉溺于学术模式或者使解释的随意性无效的危险。最后，巴特的思想中最主要的观点是，在写作的多维度形式中嵌入的思想创造性的潜力--或者是在关于如何写散文的整个狭隘的条文中这种可能性的减少--在评价那个时期更谨慎的那些中国批评家的写作方面，这是一种可以作为一个持续性的潜在因素做迅速的考察的东西。

　　乍看之下，尤其是他对"经典文本"的不可传递性的否定性的解读和对"可读性"有着同一定义的巴氏界定，后者的概念乍看之下好像是和前现代中国所要求的进入文本的首要方法是极其密切的吻合的。即使巴特很谨慎地限限定了他的理论对西方写作实践的有效性--"如果我们把本意基于真实，客观，法则......它将回复到西方话语(科学的，批评的和哲学的)的终止处，回复到它的中心化的组织结构"[6]--在前现代中国，我们可以用被一种寻求制定一个理解的有限范围的检查系统所监管的解释，制造出一种以对相关的一小部分"经典"文本的夸张的尊重为标志的文化。并且，试图去否认经典文本被权力所压制从而成为一种绝对的可读性的文本是愚蠢的。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在巴特的理论模式里，中文的处境看起来好像和其他地方生产出来的文本没有那么大的不同。

　　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重视钱钟书关于八股文中的创造性和开放的观点，按照惯例上看，至少在20世纪，作为最严格的前现代中国写作的文体，正是因为它在加强对经典的写和读的官方认可的办法方面的所设想的角色："窃谓欲揣摩孔孟情事，须从明清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其善于体会，妙于想象，故与杂剧传奇相通。"[7]这种散文的应试之作甚至是白话文的"奠基者"胡适在他的关于谭嗣同散文形式的活力的讨论中考虑到的："我们拿文学史的眼光来观察，不能不承认这种文体虽说是得力于骈文，其实也得力于八股文。 古代的骈文没有这样奔放的体例，只有八股文里的好 '长比'有这种气息......说这种文体是受了八股文的影响的，这句话也许有人不愿意听。其实这句话不完全是贬词。[8]

　　然而，如果我们专注于晚清阅读实践的转变--一个以认识论上的不确定性为标志的时期--而不是官方认可的儒家正统支配的更早期，可能会发现一个更复杂的图景。说到底，在书中，巴特确实允许一种复数性(plurality)的存在，甚至是对他之前好像是完全交付给可读性类型的写作的经典形式也是这样：

　　想象古典文本的复数的最好方法就是倾听文本，仿佛色彩的变化伴随着多重声音，不同的波长，以及时时要突然消解的主题，留下了可以使说话行为从一个视点转换到另一个视点的空隙，没有任何前兆：通过这种音调的不稳定性(其在现代文本中变成了无调性)就建立起了写作，使之成为一个短暂原点的闪光的和谐统一。[9]

　　换句话说，巴特最终接受了复数主义，甚至是对经典文本。这个对复数的定义看起来和晚清中国特定的文本实践是非常吻合的，尤其是儒家的今文经派提倡的对经典的重新解读。从魏源到康有为，在这个传统中的激进的文本解释，也反映了这些作者激进的社会和政治观点。这个学派的专家所建立的这种解释的张力，是建立在只能被称作是经典是如何被进入的"经典的复数"的观点之上的。当帝国晚期思想危机加深的时候，这些更加开放的解读变得越来越多。比如，即使是章太炎，也反对今文经派的思想，他致力于大量的原始的--和相应的引起争议的--他所评论过经典的解读。

　　尽管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散文中有越来越多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但是在中国语言传承的共识问题上--也就是说，转而使用白话是不可避免的和急需的--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很一贯的。裘廷梁在白话的先锋报《苏报》上写了一篇很长很详细的关于白话的优越性的文章，实际上，虽早在1987年写就，但还是总结了一种被视为常规的智慧："有文字為智國，無文字為愚國; 識字為智民， 不識字為愚民： 地求萬國之所同也。 獨吾中國有文字而不得為智國，民識字而不得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為害矣"。[10]也就是说关于文言对大众的模糊性的基本的控诉，即使今天也是激发语言改革的最主要的原因。例如，25年之后，胡适也对裘对文言的批评产生共鸣："古文学的公同缺点就是不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11]

　　同时，他批评了文言文的困难，不过裘廷梁提出了另外一个非常熟悉的不同的议题，它经常和文言的难处混合在一起，这第二个议题是关于文言用语的表面上公式化的性质，这也是二十年后五四运动批评的主要方面。正如裘所说："朝廷不以實學取士, 父師不以實學教子弟"。[12]或者，如胡适更严厉指出的那样："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 都是死的, 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13]然而这些对文言文的公式化的批评没有直接提到难处的问题，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引向了文言缺少实质的原因是它的形式是很难掌握的，任何有关实质性的东西都必须放在一边。

　　如果对文言文在无法表达实质内容方面的关注是1910年代后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焦点之一的话，那么裘廷梁贡献甚微，他的注意力几乎全在易于理解的问题上。和晚清时期紧随其后的那些和他同样想法的那些人一样，裘廷梁主要的攻击目标是建立在一个更简单，更透明的语言去动员那个时候还很消极的民众的需要之上的，这个话语以不断的要求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好写的语言为标志。很明显，这个清晰的关于写作的本质的转变的一个主要的--如果不是主要的--组成部分要和一个新的听众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就像胡适在他1922年的论文《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所写的那样，晚清的中国作家第一次尝试去为普通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写作，实际上，这被他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失败："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做两部分: 一边是 '他们', 一边是 '我们'. 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 '他们'， 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 '我们'。[14]考虑到如此庞大的未受过教育的这些听众的新的感觉，普遍地能被理解，被冠以制造一种缺乏透明性的迷信的文言文，它的明显的对立性因而也是其后一个无可辩驳的要求。比如，或者可以这样说：把重点放在清朝后二十年一直占据主导的文学讨论的"新小说"身上，这在根本上也是为那些传统上被隔离在民族文化生活之外的人所更容易掌握和理解的语言的要求的一个分支。这种向新的、知识低下的听众说话的需要和传达信息的迫切感的需求的结合，很明显只是在一种很有计划性的或者是"可读性"的潮流中写和和被阅读的要求。

　　即使在晚清，语言的问题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提出来了，另外一个和语言问题紧密相关的议题出现了。这就是文学，一个在这个时期的新学中出现的新概念之一。正如鲁迅在1934年所说："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 我们先前也叫 '文'， 现在新派一点的叫 '文学'， 这不是从 '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 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 Literature 的译名。[15]鲁迅可以很清楚的指出这个新的术语是从哪里来的，然而这个术语划定的新概念区是什么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几乎在和鲁迅上引论文的同时[16]，钱钟书指出，文学的新概念提出了一个多样文体的类别，这在晚清以前一直是非常自足的。这个新的多用途的术语也促使了虚构类的或者小说的地位提到到和其他之前更高级的文体平等的地位上，这对中文语言史来说是很空前的。

　　最早和最清晰的对这个新术语怎样不同于更广义的"文"做出说明的可能是王国维，在他的《文学小言》中，他说：

　　昔司马迁推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录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录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 何则?科学之事业皆直接间接以厚生利用为恉，故未有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相剌谬者也。 至一新世界观与一新人生观出，则往往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不能相容。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然非真正之哲学。[17]

　　王以类似的方式对待文学，他总结到："餔啜的文學決非文學也。"[18]王因此把文学和哲学一起放在一个和实际的写作不一样的领域，它的定义的特色在于在它的写作形式里没有个人所得的一席之地，这样就很明显的指向了官方的领域。然而，接着他进一步给文学的特殊之处下定义，并和哲学区分开来："文學者，遊戲的事業也。人之勢力，用于生存競爭而有餘，于是發而為遊戲。......故民族文化之發達，非達一定之程度，則不能有文學;而個人之汲汲于生存者，決無文學家之資格也。"[19]在这里，文学变得甚至比哲学还精妙：里面不仅没有为自我完善而写作的空间，它也不能有任何实际的目的，这就和那种认为写作的需要在经常被一用的陈词滥调里——"文以载道"，或者写作的目的似乎为了传递"道"--的包含了道德的隐晦性有了一个激进的断裂，。尽管王国维后来声明他一直不能完全理解康德，然而这一说法是毫无疑问起源于康德。

　　在大多数情况下，王国维超越实际关注领域的文学定义是和裘廷梁的白话是重建国家的工具的思想完全不合拍的，不过，他们确实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对文学修饰的敌意。也正如王国维所说："文繡的文學之不足為真文學也，于餔啜的文學同……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繡的文學與餔啜的文學之記號也。"[20]他们对写作是口述的审查的敌意也有微妙的一致，裘廷梁会认为它造成了下列的情形："受役于文字，以人為文字之奴隷。"[21] 换句话说，他们都认为传统的写作是用民众来推进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周围其他的方面，也就是在巴特的定义中，一个明确的"可读性"的符号，和至少可能根据他对"经典"的消极的定义。[22]但王国维对文学的定义很明显的是将它和纯粹的有用性隔离开来，他对文学的功能的非难会将新的十分严格的限制加之在文学的表达的范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到，对文言文的辩护慢慢地将它的严格的"文学性"放在了中心，最终结果是对文言的合法范围的严重的窄化。换句话说，王国维可能对"可写性"给出了新的认可，但是即使像他做的那样，他也把它的应用限制在了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之内。

　　白话不会成为占据另一个二十年的一个主导性的话语，然而持续增长的民族危机给晚清对写作的态度比之前学术上的更大的压力。比如，在章太炎在很多关于语言的论述中对语言有很极端的防卫，极力反驳白话是比文言更容易掌握的观点，同样也致力证明这两种写作模式是经常相互作用的而不是像裘廷梁他们说的那样。换句话说，这些年来走向语言简化的压力看起来是比迄今为止所确立的标准的五四叙述更大，这可能是被五四所压抑的另一个晚清的"现代性"。[23]

　　关于两种语言的相关的困难性这一点，章太炎写到："白話中藏古語甚多 , 如小學不通白話如何能好。"[24]这实际上暗示了对白话的足够的掌握比用文言文写作更难。很明显，对裘廷梁提出的透明性概念，章太炎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裘廷梁只关注理解的即时性和广泛性，而章太炎认为一个作者需要对语言的修辞和历史的资源的多样性的控制，以便更有效地交流("或者是为了进入能指和神奇和写作的愉悦之中"。[25])。只要说章太炎所展望的写作的视域是比裘廷梁或王国维大多了，以及他为了有效的评论所想象的修辞的资源是更急需的，这就够了。在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共同点上，章太炎可能更坚决。他确实承认自宋朝以来，语言就已经变得不同了，但他依然坚持："白話意義不全，有時仍不得不用文言文也。"[26]他的这种文言对更有效的表达是必要的观点，是和那种认为文言比白话更简单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两个结论，但却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完全控制一个人的语言表达需要使用文言文。

　　在《译<天演论>例言》中，严复也以同样的观点作为结束。裘廷梁只是从《文选》(The Analects)中引用了一段去为他对语言的功能的声明辩护，有名的"词达而已矣"，就是只追求交流的简单。另一方面，严复从经典文本中引用了三条对语言的注释：" 易曰：'修辞立诚'。 子曰：'词达而已。' 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极为译事楷模。"[27]根据严复的说法，语言不只是要求透明性。当他解释他在他的翻译工作中一直坚持的"尔雅"的功能的时候，他以一个听起来和章太炎非常相似的观点结束："故信达而外，求其尓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28]"微言"这个术语在这里是关键，不只是只精妙本身，而是指既不是容易表达也不是容易被普通读者所理解的那个基本的意思。比如，早期的今文派魏源，曾经用这个术语指涉由《公羊传》而来的《春秋》的主要解释，并且，它也曾经被康有为用来指几千年的滥用中所丢失的隐藏在他所认为的经典背后的意义。

　　对严复来说，"尔雅"不只是修饰(严复似乎和裘廷梁和王国维一样不赞成修饰)，而是要求表达复杂思想的复杂性，或者像巴特说的那样，是去创造一个更有"可写性"的文本。他接着又添加了一些文言文的必要性背后的原因的一些背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釐千里。"[29]严复的这个思想看起来和章太炎非常一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那就是为了理解可以使他们更充分的交流的那些思想的全部复杂性和历史的言外之意，一个人应该掌握语言的根源。然而，即使是那些汉代以前的语体也没有解决翻译的任务所带来的问题，正如严复所坦承："一名之立, 旬月踟躇"[30]。换句话说，只有对中文的全部历史资源的掌握才会--可能--让有效的意义体现出来。只是倾向于表达的容易会不可避免的失掉他要表达的内容。即使那是非常困难的。然而，严复宁愿明显地不提及读者的角色，他的关注点在作者需要"进入能指的魔法(巴特，P4)，表明了他和巴特的"可写性"有一致性。"词语只是到达它自己的目标"和"如果说话没有被润色，它不会走的太远"，这两种超规范的声明之间的张力表现了一个创造性的对比，或者甚至是可能只能被可读性观念的吁求所概括的冲突性。

　　对严复来说，这种"可写性"的困境对他要介绍给中国的新思想的概念化和启用很明显的影响：让语言中意义的完满的决心也使得拘泥于任何严格的方案变得不可能。严复决定哪里立脚的思想的困难也在1900年之后不久写给张元济的信中反映出来："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31]在找个思想上的立脚点和找到一个合适的术语上二者有同样的困难;前面没有现成的路可循。如皮后锋在他的《严复大传》中对此问题描述的那样："严复在致力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既不是简单译介西学，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分析重建，而是在兼容古今，会通中西的基础上重新构建。"[32]我认为皮在强调严复著作中的创造性方面是很正确的，在这里严复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文化秩序，这个秩序说明了新的尽可能多的复杂性和旧的遗产是可能的。归根结底，替代词(alternative)--实际上是晚清时传入的--只是去采取这些日本明治时期发明的重要的外国术语的翻译，而这些术语的定义几乎并没有把严复所要表达的"微言"考虑进去。为借用裘廷梁的说法，可能这个从什么地方发展出来的专用词汇的采用，基于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说清楚的情况，会导致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是裘廷梁说的"受役于文字，以人為文字之奴隷"。考虑到严复和章太炎对语言比重的向往，我们不是把他们的观点作为被丢弃了的反启蒙主义者遗产，而是应该更加谨慎地思考促使这两位学者在为一个语言的可能的意涵的全部范围而斗争的思想动力，在对这些语言的意涵作出决定之前我们需要仔细的思考。

　　就他想捕获他希望表达的内容的全部的微妙之处的声明来说，那些追随严复的人认为他不能摆脱被以牺牲意义为代价的形式的复杂性所羁绊。即使在语言的表达上敏感如钱钟书，也基本上从众贬斥了严复翻译："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33]然而，在严复的翻译中，在"雅"和"信"之间始终有一种张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王国维夸张地例证的新的文类"文学"的权威提高了，严复可能被推到一个支持修辞大于内容的方向上。例如，当他攻击胡适和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主张时，他只是基于文学层面的考虑，批驳："今夫文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词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奥妙景深之理想，状写奇异之物态耳。"[34]这个对文言的表达力的辩护看起来完全倾向于文学表达--在王国维的意义上--而不是微言的表达，这可能显示了王国维和那些追随者在使文学制度化方面是多么成功。换句话说，语言的所有的表达力都限制在这个新的领域"文学"，以更散文体的关注为代价。

　　其时，科技教育者和商务印书馆编辑杜亚泉也在思考同样的语言问题，采用白话文由巨大的压力飞速发展为几乎是不可阻挡的。胡适1917年1月首次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很快，次月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紧随其后，改成白话的推动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陈独秀对白话的拥护者(胡适也是同样支持的)所带来的格杀勿论的态度在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总结为："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35]很难想象一个写任何比这个更有可读性的方法，就是在这些不妥协的方略所创造的氛围中，杜亚泉发表了他关于语言的想法。

　　然而，杜亚泉的评论只是发表在他所编辑的1919年12月《东方杂志》的最后一期上，或者，即使是出版，也实际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36] 在试图去抵制中文的完全大众化和保持其他语体的开放性方面，杜亚泉有一种失望甚至可以说是绝望感。有趣的是，他反对为了文学语言更有弹性而使所有中文语言瓦解为一种语体作为中心，这又一次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关于文学的新话语已经慢慢取得胜利，如他所说：

　　社会文化愈进步则愈趋于复杂。况以吾国文学范围之广汛，决不宜专行一种文体以狭其范围。无论何种文体皆有其特具兴趣。......惟应用之文体则当然以普通文及通俗文二种为适宜。......此种应用文乃科学的文，非文学的文。科学的文重在文中所记述之事理。苟明其事理，则文字可以弃去，随忘其文字亦可。文学的文重在文学之排列与锻炼，而不在文中所记述之事理。[37]

　　在这种不要将散文简单化到一种完全透明的形式的要求中，杜亚泉不是像王国维那样以功能来定义文学，而是以形式，作为一种写作的类型，文学中形式比内容更占据优先的地位。这种关于文学的观点，即使那个时候已经在俄国形式主义的出色写作中投入实践，它在中文语境中的被厌弃验证了"可读性"制度的势力，因为持续的民族危机迫切要求一种清晰的程式化的信息。杜亚泉实际上把写作的所有形式的话语都排除在他的多样性的要求之外，这揭示了之前的改革者已经获胜的程度--他明显的感觉到只有退回到王国维所界定的狭窄的层面上，他的观点才是有说服力的。

　　在这种语境之下，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杜亚泉本人在1911-1920年担任《东方杂志》的主编期间的写作，还有那些同时期的评论家，如黄远庸和章士钊等，很有意思的事情之一是，他们有用一种绝好的透明性的文言去书写发源于西方的思想和问题的能力。他们的文言散文的透明性是，他们对那种写作形式缺少逻辑表达的指控，这是如此的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即使胡适自己，也承认他的文体改革的一系列文章的草稿是用古文写作的。严复为他的翻译所创造的自生的旧词新语早已远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明治时期所发展出来的普通的专用词汇。这可能表示了对一种更有"可读性"的形式的投降，然而，这也说明至少在是否合适表达新观念的 上，可能最先经常用在官方文件中的普通的文言形式和晚清报章杂志中的普通语言，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在评价杜亚泉的抗议方面，我们应该同时考虑到胡适和陈独秀所提出的彻底的语言改革的努力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程式化的东西。例如，胡适的非常有名的"八不主义"，为写作，也就是"可读性"的根本设定了一个缺少弹性的系统。并且，"八不"中的足足一半是要求直接把写作和过去的文学性的资源分割开来这样一种应用上的限定(即：第二条，不模仿古人，第五条，务去滥调套语，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讲对仗)。胡适也允许对他的相关的一些规则的宽松的解释--比如，在提到第七条的时候，他认可："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中特性"，并且接着引用了一些例子，不过他也说："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 而无牵强刻削之迹。"[38] 尽管有这些例外，然而不难看出这种类似口号的基本的规则的特性会导致教条的运用。胡适避免公式化所有的担心，很讽刺的，从语言学方面自我限制住了，导致了无法避免他所指责的那些陷阱。比如，他的写于此时的很有影响力的论文《从文学的国语到国语的文学》，不仅在题目中有很明显的对仗，而且也是用"白话的八股文"写作的，而用文言写作的八股文曾经是新文化运动批评家的主要批判的对象。

　　很讽刺的是，经常和后五四时期不妥协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形象，鲁迅，相比于他作为众望所归的改革者的声名来讲，他在语言方面有更复杂的观点。例如，在他1930年的长文《"硬译" 与 "文学的阶级性"》[39]中，作者显现了执着的关注和无法满足每一个文本都能被很快的理解的要求--这和他的普罗视点有点乖离)。这很明显的显示了，并且可能也很好的囊括在了他所藐视的政治上的左和右，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意识形态，而是他们对于写作的建立在他们共同的"人性的"、"艺术之宫"的单纯的观点。在鲁迅看来，这个写作的观念创造了一种共同性，就像："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 《新月》， 一个左执 《太阳》， 那情形可真是 '劳资' 媲美了"。[40]他在接下来的第五部分中继续讨论的文本的复杂性，通过回答他为谁写作这个问题，先发制人地对写作不是为了使大多数人能懂的预期的政治攻击作出回应："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无产文学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 '爽快'， 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41]换句话说，鲁迅在要求一个"可写性"的读者身份。

　　三年后，鲁迅在一篇《为翻译辩护》的文章中进一步讨论了翻译问题，在文中他提到，在开始康德是很难懂的，即使是对德国人来说也如此。鲁迅最后总结到："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42]对鲁迅来说，写作既不能表达名副其实的理论，对这种写作的翻译也不能通过消除不可减少的复杂性而不辜负分配给它的任务。

　　就现代中国面临的问题而言，巴特提出的"可读性"和"可写性"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在写作领域而不是阅读方面，也没有把读者的扩大作为中心，而是最终放在思想的复杂性和作者的创造力上--谁能够行使权威去进行语言试验，进而致力于最终导向原创观点的尝试?右派会拿思想的创造性去限制作者写作复杂的欧洲和日本的可写性的语体吗?还是中国的作者有同等的创造性的入口，经由丰富的和多面的语言去实验这些新的和旧的思想?尽管充分地意识到他们处在中华民族绝望的形势之中，章太炎和严复应该被看做持续地逆潮流而动以保持他们话语的原创性，而不是被传统遗产所毒害的顽固的反动派。下一代的"硬骨头"鲁迅对减低语言的复杂性同样有很大的不满，这给这个观点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支持。

　　[1] 在小学阶段把白话作为指导的媒介的正式决议，是在1919年十月在山西省召开的高等教育会议上首次颁布的，早于翌年一月份官方制定的教育政策。

　　[2] 余宝琳(Pauline Yu)：《中国诗学传统中的意象解读》，(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张隆溪(Zhang Longxi)：《道与逻各斯》( The Tao and the Logos: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 ,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耿德华(Edward M. Gunn)：《重写中文》，( Rewriting Chinese: Style and Innov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rose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刘禾( Lydia Liu)：《跨语际实践》,(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4]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S/Z》 (S/Z, Richard Miller, tra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4, p. 4).

　　[5] 屠友祥： 《S/Z 导读)，见 《S/Z》, 屠友祥译，第1页。

　　[6] 罗兰·巴特：《S/Z》，第7页。

　　[7]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三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8]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见《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9] 罗兰·巴特：《S/Z》，第41~42页。

　　[10]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第IV卷，第168页。

　　[11] 胡适: 《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第126页。

　　[12]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IV卷，第169页。

　　[13] 胡适: 《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第148页。

　　[14] 同上，第144页。

　　[15] 鲁迅：《门外文谈》， 《鲁迅全集》第VI卷，第95-96页;《鲁迅选集》IV，北京：外文出版社，1964年，第111页。

　　[16] 钱钟书书评

　　[17] 王国维：《文学小言》，见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IV卷，第378页。

　　[18] "餔啜"出自孟子4A.25。

　　[19] 王国维：《文学小言》，见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IV卷，第378页。

　　[20] 同上，第379页。

　　[21]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IV卷，第169页。

　　[22] 需要指出的是，和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不同，鉴于文言写作者实际上也是用他们的时代的白话写作的，裘廷梁保留着对他们的尊敬。

　　[23] 当然，这个概念是王德威在他的先锋性著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1849-1911)》中提出来的。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1849-1911)》,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4] 章太炎：《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见马勇编：《章太炎講演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25] 罗兰·巴特：《S/Z》第4页。

　　[26] 章太炎：《白话与文言之关系》，第218页。

　　[27] "修辞立诚""出自《易经·乾》，文言："词达而已矣" 是出自《论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出自《左传·襄公25 年》。

　　[28] 严复：《译天演论例言》，见周振甫编：《严复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106页。

　　[29] 同上，第106页。

　　[30] 同上，第107页。

　　[31] 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第501页。

　　[32] 同上，第507页。

　　[33] 钱钟书：《谈艺录》，香港：龙门书局，第30页, 转引自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最近的三联版本(2007)的《谈艺录》漏掉了这些对严复的非议，并且甚至漏掉了对黄遵宪的更为消极的评论。

　　[34] 郭湛波： 《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3页。

　　[35]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第147页。

　　[36] See my "Business venture" for details on the little that is actually known about this process.

　　[37] 伧父(杜亚泉)：《论通俗文》，《东方杂志》，1919.12。

　　[38]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见《胡适说文学变迁》，第23页。

　　[39] 鲁迅：《"硬译" 与 "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3月) ，见《鲁迅全集》IV， 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9-227页。

　　[40] 鲁迅,：《"硬译" 与 "文学的阶级性"》，《鲁迅选集》III。82，第212页。

　　[41] 同上，第213页。

　　[42] 鲁迅：《为翻译辩护》(1933年8月，见《鲁迅全集》 第V卷，第275页。 有点恶作剧的是，在他的《新秋杂识(三)》中，(《鲁迅全集》第V卷，第319-21页)，鲁迅哀叹，用纯粹的科学或白话词汇写的关于蟋蟀的诗太干巴了："野菊的生殖器下面/蟋蟀在吊膀子"，因此他说："写得太科学，太真实，就不雅了，如果改作旧诗，也许不至于这样。他继续说道，即是用严复的新词写诗(譬如："生殖器"为"性官")会给诗歌更大的空间："虽然很有些费解，但似乎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

　　(文章提交时)作者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