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访问中国回到巴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全文编译如下：“长期以来，欧洲没有建立这种战略自主。今天，意识形态斗争已经胜利。”马克龙说，但这一战略现在必须付诸实施。“欧洲面临的陷阱是，当澄清了其战略地位时，也被卷入了原本与自己无关的混乱和危机中。”在这位法国总统看来，战略自主至关重要，可以防止欧洲国家沦为美国和中国的“附庸国”，而事实上欧洲本可以成为“第三极”。“我们不想陷入集团间对抗的逻辑”，马克龙补充道。他还反对“美元的治外法权”。他坚称：“历史正在加速，我们需要同时加快欧洲的战争经济建设。”
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记者：我们对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能期待什么？
马克龙：在我看来，中国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当前的局势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来应对。乌克兰人正在抵抗，我们也正在支援他们。即使我们正在准备谈判，现在也不是谈判的时候。但或许我们需要为此奠定基础，此次与中国对话的目的就是巩固我们所认同的方式：一是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二是明确对核问题的关注。普京总统承诺不部署核武器几天后，就在白俄罗斯部署了核武器，中国应考虑其后果；三是明确遵守人道主义法律和保护儿童的重要性；四是表明通过谈判实现持久和平的意愿。
我注意到中方谈到了欧洲的安全架构，但只要欧洲有被入侵的国家或未解决的冲突，就不可能有欧洲安全架构。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乌克兰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吗？也许不是。但这一对话有助于缓和有关中国对俄罗斯表现出某种宽容的评论。
台湾问题
记者：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是否倾向于把欧洲视为两个集团之间的棋子？
马克龙：作为欧洲人，我们关心的是欧洲的团结，这也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我们正向中国表明欧洲是团结的，这就是我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联合访问的意义。中国人也关心他们的团结统一，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台湾是其中的一部分。了解他们的理由也是很重要的。对欧洲来说，问题在于：我们对加速解决台湾问题感兴趣吗？没有。最糟糕的恰恰是认为欧洲人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充当追随者，适应美国的节奏和中国的过度反应。我们为什么要按照别人的步伐前进？在某些时候，我们必须问什么才是我们自己的利益诉求。中国自己的节奏是什么？中国是否想采取进攻性和侵略性的方式？在台湾问题上，风险点在于世界第一和第二的自我实现战略上。欧洲人必须觉醒，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去适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议程。对于欧洲，问题在于，我们明确了自身的战略地位，比新冠疫情之前更具有自主性，却陷入了本不属于我们的混乱和危机。如果双极对抗加速，我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为我们的战略自主提供资金，并将沦为附庸。但如果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就能成为除中国和美国外的第三极。
记者：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欧洲的战略自主是否还有意义？
马克龙：当然有意义！但这就是当前局势的一大悖论。自从五年前我在索邦大学发表关于这个问题的演讲以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已成真。不妨这么说，从葛兰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赢得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五年前，有人说欧洲主权并不存在。当我提到电信组件时，谁放在心上呢？当时，我们已经告诉欧洲以外的国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主权问题，将通过立法加以规范，这在2018年已经实现。我注意到，非欧洲电信设备供应商在法国的市场份额已经显著减少，但并非所有邻国都取得了这样的进展。
我们还提出了欧洲防务的概念，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间共同发行债券使欧洲更加团结的理念。五年前，战略自主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今天，每个人都在谈论它。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国防和工业政策，取得了如《芯片法》《净零工业法》和《关键原材料法》等许多进展。这些法案是欧洲战略自主的基石。我们已经开始建造电池、氢气组件和电子工厂，还装备上了防御武器。这在三四年前还完全与欧洲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我们现在拥有非常有效的保护工具！
我们必须特别警惕的问题是，乌克兰战争正在加速对国防设备的需求。欧洲的国防工业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仍然非常分散。这导致一些国家临时向美国甚至亚洲的供应商求助。面对这一现实，我们需要加快建设。欧洲必须为争取战略自主而战，我们不希望在关键问题上依赖他人。当我们在能源、国防、社交网络、人工智能等方面缺乏基础设施时，我们就失去了选择权，将被历史淘汰。
记者：有些人可能会说，今天在欧洲，法德两国制造多，而波兰制造少。
马克龙：对此我并不苟同。我们花费20亿欧元创建了一个欧洲导弹和弹药基金，它是严格封闭的欧洲基金。但很明显，我们需要一个生产速度更快的欧洲工业体系。我们的生产能力已经饱和了。历史正在加速发展，欧洲的战争经济需要与之齐头并进。但目前，我们的生产速度还不够快。事实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亟待我们去应对：波兰人要购买韩国设备……
但从理论、法律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当下欧洲的加速发展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在危机前就奠定了基础，在疫情期间，法德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在财政和预算团结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而且我们重新启动了与德国和波兰的魏玛模式。今天，我们需要加快在军事、技术、能源和金融领域的政策实施，以加速我们的有效自治。欧洲与美国的关系
记者：矛盾的是，美国对欧洲的控制比以往更强大……
马克龙：我们确实在能源领域提高了对美国的依赖，但这是为了丰富供应来源，因为我们过去太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今天，我们更加依赖美国、卡塔尔和其他国家，这是一个事实。但供应来源的多样化是必要的。至于其他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事后的影响。长期以来，欧洲没有建立起战略自主，而我正在为之而努力。今天，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基础已经打好。这是有代价的，但也在情理之中。就像法国的再工业化：我们赢得了意识形态之战，我们进行了改革。尽管改革很艰难，但已初具成效。但与此同时，我们正在为我们二十年来没能做到的事情付出代价。这就是政治！必须要坚持，必须持之以恒。这就是转变思路的代价。
记者：事实是，美国正通过《减少通货膨胀法》（IRA）推行一项你称之为侵略性的政策……
马克龙：我去年12月去华盛顿跟美方接洽，当时，我甚至被批评是在咄咄逼人。但欧洲做出了反应，在2023年第一季度短短三个月内，我们出台了三个欧洲法案。我们将拥有欧洲人自己的《减少通货膨胀法》。能够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可谓革命式的。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关键在于加强我们的国防工业并就共同标准达成一致。我们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我们不能比美国标准高十倍！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标准！其次，欧洲需要加快对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争夺，因为欧洲大陆不生产化石燃料。再工业化、气候和主权问题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这是同一场斗争，一场关于核电、可再生能源和欧洲节能的斗争，将在未来10到15年持续进行。
战略自主意味着，我们与美国有相似的观点，但无论是在乌克兰、与中国的关系还是制裁方面，我们都有一个欧洲战略。我们不想陷入集团对抗的逻辑。恰恰相反，我们的模式必将“去风险化”，在不依赖对方的同时，尽可能保持我们价值链的有效整合。矛盾之处在于，当我们在落实真正的欧洲战略自治政策时，出于一种恐慌的条件反射，我们开始追随美国的政策。与之相反，现在我们要从两方面进行战斗，一方面是加速我们的战略自主，另一方面是确保对我们经济的融资。我想借此机会强调一点：我们决不能依赖美元的治外法权。
记者：拜登是更有礼貌版的特朗普吗？
马克龙：他依附于民主、基本原则和国际逻辑，他了解并热爱欧洲，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他恪守着显而易见的美国跨党派逻辑，即把美国利益奉为第一优先，中国事务为第二优先。其余的就不那么重要了。应该指责吗？不能，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角色
记者：在欧洲撤退的地方，比如非洲、中东，中国是否正在取代我们？
马克龙：我不这么认为。近20年我们一直在撤退，虽然我在三年前决定增强（对这些地区的）发展援助，但距离撤退伊始已有15年了。既然欧洲撤退，我们就不应该对其他国家的前进感到惊讶。美国自2010年以来更多地转向国内，或转向太平洋地区，同时欧洲还遭遇了金融危机，中国自然会向前迈进。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确保中国与我们保持在同一框架内，确保其参与世界银行的改革，确保中国与我们接触，而中国也确定参加6月在巴黎举行的关于发展中经济体融资的首脑会议。
